承前启发《邺都引》七古高标仰后人 ——读张说《邺都引》 张说是处于初、盛唐之交但已跨入盛唐前期的一位诗人。《邺都引》是他自创题目、咏史题材的七言古诗的（以下简称“七古”），开元二年（714）秋于相州刺史任上作。 诗一开篇就以如椽大笔绘出一幅历史画卷：当汉末各路诸侯相互割据，“逐鹿”中原，争霸天下的时候，群雄之首的魏武帝曹操（当时并未称帝）则“挟天子以令诸侯”，奠定了他的统治地位。两相对照就突出了曹操的高明过人之处：有政治家的头脑和军事家的谋略。这一笑为下文所咏人物的活动衬上了背景、创造了氛围，定下了豪迈的基调。接下去三、四两句写魏武帝的武治文功，极富概括力。把曹操的创业活动紧缩在短短两句中、安排在一昼夜之内完成，有尺幅千里的艺术效果。至此，曹操作为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三位一体的形象便宛然如见，历史上对曹操的评价是贬多于褒。特别是小说《三国演义》把他描绘成多疑奸诈、虚伪、凶残的诸侯形象，小说固不可信，却也反映了人们的一般态度。诗人张说却能高瞻远瞩，对曹操建功立业、以统一天下为已任的功绩和豪迈气概作了充分的肯定，显示了诗人对历只深邃的洞察力。往下五，两句，诗人驰骋想象，再现历史情景：曹操西陵墓地的南面当年是热闹繁华的帝都，附近河岸跃入眼帘的的是无边无际的桑榆。再下成六句转入对眼前景物的描绘：如今，昔日的城郭都已成废墟，人世也变了，只见曹操当年行乐的西园仍有皎月当空，邺都郊外高高耸起的陵墓里埋着的都是当年的高贵人物和宫娥美女，他们都早已化作尘土。登上曹操建造用以歌舞升平的铜雀台，当年的轻歌曼舞再也见不到了，只有萧瑟的秋风吹得人愁绪满怀。诗人所要抒发的渴望建功立业的宏大抱负、繁华易逝之感、沧海桑田之叹、英雄无用武地之悲，都在对曹操的歌颂和今昔对比中得以充分展现。沈德潜评曰：“声调渐响，去王杨卢骆远矣。”（《唐诗别裁集》卷五），颇有见地。无怪乎此诗历来被视为开盛唐七古先河的作品。 刘熙载说：“唐初七古，节次多而情韵婉，咏叹取之；盛唐七古，节次少而魄力雄，铺陈尚之。”（《艺概·诗概》）。张说的七古便是介于上述两者之间，具有过渡时期的特点。下面我们把张说这首诗放到初、盛唐七古的发展进程中加以分析说明。 唐初以“四杰”为代表的七古（杨炯没有七古传世），用体物铺排的“赋”法，往往在诗末数语点睛（汉大赋“曲终奏雅”手法），表达作诗的旨意（如《长安古意》、《帝京篇》的末段），以七言齐言为主（如《长安古意》、《答卢照邻》等），有时也五、七言相杂（如王、骆的《帝京篇》、《畴者篇》、《秋夜长》、《临高台》等）；且句式上大多四句一转韵（也有八句一转的），蝉联而下，双声叠韵，重叠复沓（如《长安古意》、《赠李荣》、《采莲曲》等）；另外，句中多用对偶，时参律句，但失之太滥。稍后于“四杰”的刘希夷、张若虚等人的七古，虽然也采用“赋”法，但他们着重在“点”而不在“面”，即抓往某一瞬间或事物的某一点进行描述。“景语皆情语”，情景交融，还往往用比兴手法，在铺陈扬厉方面较之“四杰”有所收敛。在格调和声调上大多继承“四杰”，转韵频繁，上下蝉联、重叠复沓的方法运用得更加灵活自如，如《春江花月夜》便是典范。等到了沈#期、宋之问、李峤等人手上，七古仍用“赋”法，但不过分夸饰渲染，较之以前，笔力凝练。与此同时稍后的张说，他的七古呈现出新的面貌，《邺都引》可为代表。这首诗正是他继承“四杰”以来咏史七古常用的今昔对照手法抒写繁华易逝、盛年难再之感这一传统主题的诗作，但张说不象“四杰”那样着意描绘帝王的显赫富贵，而是着意赞赏曹操的开创精神和业绩，这显示了他区别于一般失意文人的政治家质素，此诗还摈弃以往七古铺陈浏亮的“赋”法，化繁为简，笔力简老凝炼。整首诗三次换韵（前六句押入声韵，后六句两次换韵），比以前七古押韵换韵自由些。另外，这首诗还改变了以往七古以结尾数句点题的表现手法，它虽是概写曹操的生活经历，赞颂他的文才武略，也表现出诗人非凡的气宇和建功立业的宏大抱负。咏史实为咏怀言志，这正是此时诗坛上倡导的，直到盛唐才蔚为大观的“风骨”、“兴寄”精神，诗的主题已溶铸的整个诗篇的艺术形象中。诗中所表达的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慷慨激昂的人生意气，悲而不伤，正是盛唐诗人思想境界的先声。此诗骈偶中时参律句不伤绵密，境界高远浑雄，语言质朴刚健，风力道劲老练，为盛唐七古作了直接的铺垫，胡应麟说；“唐七言歌行，垂拱四子，词极藻艳，然未脱梁陈也。张、李、沈、宋，稍汰浮华，渐趋平实，唐体肇矣，然而未畅也。”（《诗薮·内编》）这正道出了张说七古承前启后的作用，要到了高适、岑参、王维、李颀，七古才“驰骋有余，安详合度。”（《唐诗别裁集》凡例）。待到李白、杜甫一出，七古则“大而化矣，能事毕矣。”（《诗薮·内编》） 李精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