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成为衡量诗歌的重要标准。新诗发展中的民族形式的讨论，对欧化倾向的批判，更肯定了民歌和古曲诗歌对于新诗发展的价值。内容上强调诗歌与革命斗争的关系，形式上强调诗歌与群众欣赏习惯、鉴赏水平的关系，大体上决定了40年代新诗的主要面貌。 　　在解放区，作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直接产物，出现了形式是民间和民族的长篇叙事诗的高潮。配合人民解放运动的开展和人民战争的进行，解放区诗歌以长歌的形式，记载了人民的受苦、抗争和胜利的艰难历程。代表作品有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田间的《赶车传》（第一部），阮章竞的《圈套》，张志民的《死不着》，《王九诉苦》，李冰的《赵巧儿》，以及阮章竞的定稿于战争年间、出版于新中国诞生以后的《漳河水》。当时致力于通俗诗歌写作的还有王希坚、贺敬之、戈壁舟、严辰等。而在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里，“枪杆诗”颇为盛行，集中体现这一成就的是毕革飞的快板诗，它同样注重内容上的革命性和形式上的大众化。 　　在国民党统治区，诗歌的直接社会功能表现在对于腐朽没落事物的揭露与抨击。主要形式也遵从了解放区的风尚,即取民谣、小调的形式。因之有袁水拍的《马凡陀的山歌》、臧克家的《宝贝儿》等作品出现，但也有一批诗人以自由体新诗作为基本形式。他们分属于“七月”与“九叶”两个诗人群。前者团结在胡风主编的《七月》、《希望》、《七月诗丛》周围，主要成员有绿原、阿垅、曾卓、鲁藜、孙钿、冀汸、彭燕郊、杜谷、牛汉、鲁煤、化铁、罗洛、徐放、方然、芦甸、郑思、钟瑄、胡征、朱健、朱谷怀等。他们大多受到艾青的影响，肯定诗的战斗作用，并将诗所体现的美学上的斗争和人所意识到的社会责任统一起来，用朴素、自然、明朗、真诚且有独立个性的声音为人民的今天和明天歌唱。代表作品近年选编成20人集《白色花》出版。后者以《中国新诗》、《诗创造》、《森林诗丛》为中心，代表诗人是辛笛、穆旦、郑敏、杜运燮、陈敬容、杭约赫（曹辛之）、唐祈、唐湜、袁可嘉。他们从战争动乱中感知人民的希求，重视诗人自身对社会现象的体验，注重诗艺的磋磨与意象的新颖，追求形象的流动性和雕塑的立体感。他们不同程度地熟悉外国现代诗歌并受到陶冶，由于注意熔哲理诗的思辩、社会诗的技巧、抒情诗的魅力于一炉的艺术效果，故与当日诗风相比，偏于蕴藉深沉。代表作集中于近年编成的《九叶集》。 　　40年代后半叶是灾难深重的岁月，也是黑暗将要退却、黎明为期不远的岁月。无论是解放区的诗人为明朗的白昼而高歌，还是国民党统治区的诗人为凄冷的长夜而低吟，新诗的主调都是对祖国黎明的呼唤，象一只在暴风雨中搏击奋飞的英雄之鸟。 　　新时代的颂歌　1949年10月中国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诗人们歌颂胜利了的国家和人民。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公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颂歌》、胡风的《时间开始了》等作品，在对历史性场景的描绘中宣泄了与新时代序曲相呼应的喜悦。 　　随着时代生活和思想感情的转移，新诗的颂歌题材勃兴，成为50年代中国诗歌的主流。在革命和建设的热潮中，大批诗人从各条战线传来了描摹现实生活、格调激昂爽朗的歌声。新诗和时代、现实保持紧密联系的传统，在这时期得到发展。张志民、阮章竞、徐迟等都有关于农村、边疆、工厂、矿山建设新貌的颂歌。善于表现建设者豪情的邵燕祥，他的《到远方去》、《中国的道路呼唤着汽车》刚健而清新。公刘的《黎明的城》和《在北方》，现实的思想内容和清新的表达方式有完好的结合。李瑛作为一名中国士兵歌唱，他的《寄自海防前线的诗》等作品,从炮火的红光获得色泽。傅仇的《告别林场》，胸襟开阔，神情俱美。严阵的《老张的手》，从历史进展的角度为翻身觉醒的中国农民造像。未央引人注目，是他自由体的反映朝鲜战场的诗篇，《枪给我吧》、《驰过燃烧的村庄》都是英雄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战歌。石方禹的《和平的最强音》，则从恢宏而广阔的世界历史的背景上，塑造了热爱和平生活的新中国巨人形象。这些颂歌大多真挚乐观，但有时也有把生活看得过于单纯的时代局限。 　　1955年错误地批判所谓“胡风集团”，1957年扩大化了的反右派斗争，先后使鲁藜、曾卓、绿原、牛汉和艾青、吕剑、公刘、白桦、邵燕祥等一批有才华的诗人受到冲击，中断了歌唱。1958年掀起的“大跃进”民歌创作，最初还有一些反映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英雄主义情绪的作品。但不久酿成“运动”，出现了廉价的颂辞和浮夸的赞歌，以对民歌的狂热推崇与简单模仿代替了诗的创造。尽管如此,作为以表现新的世界、新的生活为特征的新中国社会主义诗歌，在50年代还是获得了较大发展。除了大批真诚的颂歌和有才华的新人涌现外，尚有少数民族诗歌的兴旺和诗歌广泛的群众性。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饶阶巴桑、克里木·霍加、铁依甫江·艾里耶夫、韦其麟、包玉堂、晓雪、金哲、汪承栋、康朗甩、康朗英、吴琪拉达等人的作品,丰富了中国多民族的新诗创作。《阿诗玛》、《格萨尔王传》、《嘎达梅林》、《百鸟衣》等民间叙事史诗，得到了发掘和整理。新诗通过大量发行和朗诵活动走向基层，走向群众。一批来自工人农民的业余诗人如黄声孝、王老九等，他们坚持一边劳动一边歌唱。 　　50、60年代之交，以郭小川、贺敬之、闻捷、李季为代表，把诗歌创作推向到一个新的水平。郭小川被誉为“战士──诗人”，他的诗以思想敏锐、善于思索、富有号召力与鼓动性著称。他最初引起强烈反响的诗集《致青年公民》，充满了政治激情，启示青年对生活和理想进行严肃的思考。他的诗语言清新、豪放自由，讲究音韵。他还在艺术形式上不断进行试验并实现新的突破，写过《向困难进军》那种参差排列而气势雄伟的长句，《春暖花开》那样节奏轻松的短句，格律整齐的叙事诗如《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兼散曲和民歌之长的抒情诗如《林区三唱》，还有《甘蔗林──青纱帐》那样借鉴赋体而有所创新的新诗体式。70年代中期于逆境中所作《团泊洼的秋天》，表现了诗人的坚贞。 　　与郭小川奔放豪迈的风格相近的贺敬之也是擅长于抒发革命激情与理想的诗人，他是歌剧《白毛女》的作者之一。开国后写有《回延安》、《放声歌唱》等诗篇。60年代初的长诗《雷锋之歌》是他的代表作，洋溢着时代昂扬进取的精神。贺敬之创作态度严谨持重，关注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为新的世界、新的英雄歌唱。从诗集《放歌集》中，可以看到他在学习民歌、古典诗词方面的创造性努力。他能把一切有用的营养溶进自己革命浪漫主义倾向的作品中。 　　闻捷和李季对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作了新的开拓。他们的诗中留有现实生活演进的具体性和丰富性。闻捷作为一名优美的抒情歌手，50年代初就以诗集《天山牧歌》中健康活泼、富有情趣的情歌，从一个特定的侧面反映了新生活的理想与追求。他对叙事长诗的繁荣发展也做了贡献。《复仇的火焰》以广阔的历史背景、复杂的现实斗争、富有色彩的风情民俗的描绘，以及浓重的抒情手法，成为中国新诗史上少有的一个民族翻身觉醒的史诗。李季是一位热爱群众生活、并善于从民歌中吸养料的诗人。他把自己建国以后创作的诗称为“石油诗”，对中国石油工业的成长发展作了写实性的记录。有《玉门诗抄》、《致以石油工人的敬礼》等多部诗作结集。集中了他的努力的是叙事长诗《生活之歌》和长篇叙事诗《杨高传》。他致力于以群众化的语言和新的格局来表现新的生活和人物，诗风明朗而朴实。 　　上述诗人给予新中国诗坛的贡献在于作为真诚的诗人，首先是以历史的主人公的身份走在生活的前面，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讴歌新的生活，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他们又常常通过自己的抒情个性达到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歌唱的目的。在郭小川和贺敬之的影响下，政治抒情诗的创作成为风气，但有些作者只学其皮相，热衷于慷慨陈辞，遂使某些诗篇沦为政治概念的图解。 　　自1966至1976年，十年历史悲剧也造成了诗歌的灾难。人民对流行的诗歌失去了希望，同时也决心以自己的怒吼来冲破沉寂，作为这一世态民情的集中表现，就是1976年清明节前后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以诗歌为主要武器的革命运动。这一运动的意义自然远远不只属于诗歌，它是人民奋起反对窃国篡党阴谋和悼念伟大革命家的政治示威。但人民的诗歌能在一场划时代的斗争中起到如此重大的作用，不仅为中外文学史上重大事件，也是中国新诗史上的殊荣。 　　以天安门诗歌为源头，以1976年10月的胜利为起点，新诗进入了历史性转折的新时期。诗歌的主流恢复和发展了现实主义的战斗传统。它最初以悲欢、喜怒交织的旋律与强烈的真情实感，和人民一同呼号一同前进。李瑛的《一月的哀思》、艾青的《光的赞歌》、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白桦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邵燕祥的《中国的汽车呼唤着高速公路》等作品，唤起了千百万人的同声歌哭。当诗歌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泥淖中挣脱出来，又呼应着时代情绪和人民意愿，转到理智的沉思和执著的追求。不少诗篇，都有对往昔的反思、对现实的凝视和对明天的憧憬。生活内容的变化与除旧布新的变革给了诗人以新的生命和新的灵感，可以听到诗人比过去更富于个性的声音。 　　由于切实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诗歌创作出现了新局面，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走向多样化。既有一泻千里的直抒胸臆，也有奇幻异彩来点染诗的画面;既有豪放与婉约、崇高与优美的并存,也有“芙蓉出水”与“镂金错采”的共荣；既有侧重运用传统的抒情形式而又有所变化，又有较多借鉴外国的表现技法而为我所用；在遵循正确认识现实生活的前提下，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及其他创作方法都有人在尝试和探索，使诗歌艺术走上更宽广的道路。 　　自1979年以来，全国每年平均在各种报刊杂志发表的诗歌计有5万余首,几年间共出版800多部诗集,超过了新诗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为了表彰人们的劳绩，中国作家协会于1983年和1986年春天分别进行了两次新诗评奖。获奖的有艾青的《归来的歌》、牛汉的《温泉》、舒婷的《双桅船》等26部诗集。这些作品，留下了历史转折期的时代烙印，是和生活变革的呼号相应答的诗篇。 　　现代新诗在文学领域崛起，已走过60多年艰难坎坷的历程，从草创时期的一条“小河”，成了如今的千帆竞发的大海。在不无曲折却是勇往直前的行进中，新诗和时代、现实保持紧密联系的传统，新诗自身在不断的变革和创造中获得生命的传统，以及新诗的题材、形式、风格多样化的传统，已不可动摇并日益完善起来。现在，中国新诗人正以奋发的创造性劳动，为这些传统增添着新的血液。 　　此外，以传统的诗词格律形式表现现实的社会生活内容和现代人的思想情感的作品，也属于中国现代诗歌的范畴。“五四”新诗运动兴起以后，中国古典诗歌作为历史阶段已宣告结束，但长期形成了规范的传统诗歌形式的影响依然存在。它始终在一部分爱好者中作为个人言志抒情和友朋唱酬的艺术方式普遍流传。40年代以后，由于一些革命领导人的爱好和提倡，旧体现代诗有了新的发展。这类诗以展现革命战争的场景和抒写革命者的情怀为基本的内容特征，采用的诗体有以律绝为主的诗和各种词牌的词，但韵律已不甚严格。毛泽东诗词是这类诗篇中流传最广的作品。50年代后期，毛泽东提倡在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旧体诗受到更多的重视；在随后的一个时期里，写作者增多，对于整 个诗歌创作也产生明显影响。“五四”以后的现代作家中，旧体诗创作成就较高的有柳亚子、郁达夫、鲁迅等人。